民国二十六年，我在南京城的雨里弄丢了沈砚青。后来总有人问我，若早知结局，

还会不会在那年春天，接过他递来的那枝白玉兰。我答不上来。就像没人能说清，

那年长江里的水，究竟卷走了多少未说出口的话。1我第一次见沈砚青，

是在堂兄的接风宴上。民国二十二年的南京，秦淮河的画舫还亮着暧昧的宫灯，

夫子庙的糖画人能吹出龙的形状。我刚从英国回来，穿着一身洋派的白裙，

站在满堂穿马褂长衫的人里，像株不合时宜的白兰。“这位是沈先生，刚从北平过来，

在外交部任职。”堂兄引着个穿浅灰西装的男人过来，他袖口别着银质的链扣，

衬得手腕格外清瘦。我朝他点头时，他手里的玻璃杯轻轻晃了晃，琥珀色的酒液沾在杯壁上，

像极了我行李箱里那枚被海关扣押的玉佩——那是母亲留我的遗物，上面刻着半朵缠枝莲。

“苏小姐刚回国？”他的声音比我想象中温和，带着点北平话特有的卷舌音。

“听说在伦敦学的艺术？”“是。”我攥紧了裙角，怕他问起画展的事。其实我没毕业，

母亲病危的电报追到伦敦时，我正站在大英博物馆的玻璃柜前，看那尊唐代的陶俑，

它的眉眼像极了父亲书房里挂着的那幅《江雪图》。他没再多问，转而说起南京的玉兰。

“城西的法国梧桐开得密，但要论好看，还得是鼓楼医院墙外的白玉兰。”他说这话时，

窗外的雨刚好停了，月光漏过窗棂，在他鼻梁投下道浅影，“明天若得空，

我可以陪苏小姐去看看。”堂兄在旁打趣：“沈先生这是抢我的差事了。”他笑起来时，

眼角有道极浅的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在北平街头挨过一枪留下的——民国十七年，

他跟着学生们举着“还我青岛”的标语往前冲，子弹擦着眉骨过去，

留下这道永远褪不去的印记。可惜第二天我终究没去成鼓楼。母亲的老友周太太突然来访，

坐在红木沙发上，用银签挑着燕窝，

左右打量我后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父亲在重庆给你物色了门亲事，对方是实业部的张司长，

人稳重，家底也殷实。”我握着茶杯的手猛地一紧，热水烫得指尖发红。“我不嫁！

”“由不得你。”周太太放下银签，语气沉了沉，“你母亲走前托我照看着你，

总不能让你在外洋学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将来嫁不出去。”她说这话时，

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，和去年在伦敦舞会上，那个搂着交际花的英国议员身上的味道一样，

甜得发腻，像要把人溺死在糖水里。傍晚时分，堂兄遣人送来了个木盒。打开时，

整屋子都飘着清冽的香——是枝白玉兰，花瓣上还沾着水珠，像刚从枝头折下来的。

盒底压着张纸条，是沈砚青的字迹，笔锋清瘦：“听说苏小姐不适，改日再赔罪。

”我把那枝玉兰***青瓷瓶里，放在母亲的遗像旁。照片上的母亲穿着旗袍，笑靥如花，

她总说，玉兰花的香最干净，像江南的春天，她没得机会闻到，希望我有幸可以。

夜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母亲站在老宅的玉兰树下，穿着月白的衫子，朝我招手。我跑过去，

却只抓住一把落瓣，惊醒时，枕巾湿了大半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提着行李箱出了门。

堂兄在客厅里看报纸，见我下来，头也没抬：“想通了？张司长的电报刚到，

说下月初就能来南京。”“我去北平。”我把钥匙放在玄关的柜子上，

“学校的教授给我回信了，说可以继续完成学业。”他猛地放下报纸，

眼镜滑到鼻尖：“胡闹！北平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日本人的兵舰都停在塘沽了！

”“总好比在南京，等着被人塞进花轿里强。”我拉着箱子就往外走，阳光刺得眼睛发疼，

酸的眼睛蒙了水汽：“告诉周太太，我的亲事，我自己做主。”刚走到巷口，

就见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。车窗摇下来，露出沈砚青的脸，他手里还拿着本画册，

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：“听说苏小姐要去北平？正好，我也要回去述职，不如同行？

”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手里的画册——那是我去年在伦敦画展上展出的《雾》，

画的是泰晤士河上的晨雾，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签名：苏晚。“你怎么会有这个？”我惊讶。

“在外交部的朋友那里看到的。”他推开车门下来，帮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厢。“朋友说，

这画里的雾，像极了北平的秋天，有种熟悉的家乡感。”车子驶离巷口时，

我回头望了眼那栋青砖小楼。母亲的遗像还摆在客厅的柜子上，旁边的青瓷瓶里，

白玉兰的花瓣已经开始发黄。沈砚青递给我一瓶汽水，玻璃瓶上凝着水珠：“其实，

我是想请苏小姐帮个忙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我妹妹在北平读女子中学，总说想学画画。

”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顿了顿，“她性子倔，普通的先生她瞧不上。”“我总觉得，

她会喜欢苏小姐。”我看着窗外掠过的法国梧桐，突然想起母亲说过，人这一辈子，遇见谁，

走哪条路，都是定数。就像那年她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樱花树下，遇见了穿着军装的父亲，

她与父亲只是相视一笑，仿佛就有了认识多年的默契，然后携手走过半生。“好啊。

”我擦了擦眼，低着头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不过我收费很贵。”他笑起来，

眼角的纹路又深了些：“我月薪八十块大洋，应该够。”2北平的秋天，

果然像沈砚青说的那样，雾多。我住在他安排的宅院里，是条胡同深处的老房子，

院里有棵石榴树，树干上刻着歪歪扭扭的“民国十年”。沈砚青说，这是他祖父留下的产业，

他妹妹沈若薇小时候总爱在树上刻字。“姐姐！你看我画的！

”十四岁的沈若薇举着张素描跑进来，纸上是只歪着头的猫，眼睛画得格外大，

“砚青哥说你是留洋回来的画家，你觉得我画得好不好？”我接过画纸，

指尖触到她冻得发红的指尖：“很好，尤其是眼睛，很有神。”她立刻笑成了朵花，

辫子上的红头绳晃来晃去：“那你教我好不好？我不想学女红，也不想学算账，我想画长城，

画黄河，画所有我没见过的地方。”沈砚青端着茶进来时，正好听见这话，

眉头微蹙：“若薇，不得无礼。”“哥！”沈若薇噘着嘴，“姐姐都答应了。

”我把画纸还给她：“明天开始，每天下午两个时辰。”他看着我，

眼神里有些许歉意：“让你见笑了。”“挺好的。”我望着窗外，

胡同里传来磨刀人的吆喝声。“比在伦敦的画室里，对着石膏像有意思。”那些日子，

我每天教若薇画画，沈砚青则早出晚归。有时他回来时，我还在院里的灯下改画稿，

他会泡杯热茶放在我旁边，不说什么，就坐在石榴树下的石凳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。

他从不提外交部的事，我也不问。只是偶尔在报上看到“华北局势紧张”的字眼，

心里会莫名发紧。十月的一天，若薇突然没来上课。我去她房里看，见她趴在桌上哭，

手里攥着张撕碎的照片。“怎么了？”她抬起头，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：“我们班的同学，

被日本人抓走了，就因为她在作文里写了‘还我河山’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
前几天路过校门口时，确实看到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，举着太阳旗，在墙根下撒尿。

“你哥知道吗？”“他还没回来。”若薇抽噎着，“姐姐，我们会不会像东三省那样，

被他们占了去？”我把她搂进怀里，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，这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，

母亲也是这样抱着我，在南京老宅的油灯下，读陆游的诗。“不会的。”我说，

尽管声音有些发颤，“总会有办法的。”那天沈砚青回来得很晚，身上带着酒气和硝烟味。

他没像往常那样换衣服，径直走到院里的石榴树下，一拳砸在树干上。树皮裂开道口子，

渗出血珠，他的指关节红得吓人。“他们闯进学校，把学生拖到操场上打。”他的声音很哑，

像被砂纸磨过，“我去交涉，他们说，‘支那人，不配谈条件’。”我递给他块干净的布，

想说些安慰的话，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。月光落在他身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，

像条无法挣脱的锁链。“苏晚，”他突然抬头看我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“你知道吗？

我祖父是甲午年死的，在黄海海战的致远舰上。我父亲总说，等河清海晏了，

就带我们回威海卫，看看他战斗过的地方。”他笑了笑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：“可这河，

什么时候才能清？这海，什么时候才能晏？”我伸手，轻轻握住他的手腕。

他的脉搏跳得很快，像要挣脱皮肤的束缚。“会的。”我说，“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

”那天夜里，我作了幅画。画的是沈砚青站在石榴树下的样子，背景是灰蒙蒙的天，

只有他的眼睛，亮得像星星。第二天，若薇拿着这幅画，在课堂上给同学们看。后来听说，

那幅画被传遍了整个北平城，有人把它印在传单上，写上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字，

贴满了大街小巷。沈砚青看到传单时，正在给我修画笔。他拿着那张纸，看了很久，

突然抬头说：“苏晚，谢谢你。”我看着他指尖的墨渍，突然想，或许有些东西，

比画笔更有力量。3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，来得格外早。第一场雪落下时，

沈砚青带回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。她妆容精致，

说话时竟带有些上海话的软糯：“苏小姐是吧？常听砚青提起你，说你画，画得极好。

”我握着画笔的手顿了顿，颜料滴在画纸上，晕开个难看的墨点。“这位是白小姐，

从南京来的。”沈砚青的介绍很简短，眼神有些闪躲，“她父亲是实业部的总长，

来北平考察。”白小姐走到我的画架前，看着那幅未完成的《长城》，

嘴角勾起抹笑：“苏小姐画的长城，倒是少了几分气势。”“我觉得，长城的温柔，

比气势更重要。”我说，“它守了中华几千年，早该歇歇了。”她挑了挑眉，没再说什么，

转而挽住沈砚青的胳膊：“砚青，不是说带我去吃全聚德吗？”他们走后，

若薇把手里的炭笔摔在地上：“我不喜欢那个女人！她看你的眼神，像看一件货物！